在当前疫情下,金融素养教育显得更为迫切。

美国在2011年发布了《财经素养国家战略》,并在2016年进行了修订,更加强调年轻人金融素养的重要性,让他们在步入社会时更有可能在经济上有保障。

国家战略的制定以文本的形式出现,以国家权威为后盾,明确了金融素养教育成长的目的和偏差,消除了自发和撤离的金融素养教育可能存在的盲目性和间断性,有利于在国家内部迅速达成共识,在资源配置上向金融素养教育倾斜,更好地促进金融素养教育成长。

按照国际组织和一些国家颁布的金融素养教育标准,金融素养教育的内容从微观行为到宏观情况涉及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经合组织2015发布的《青年财经素养焦点能力框架》包括硬币与商业、规划与理财、风险与回报、财务业态四个维度。它讨论了15岁和18岁的人参加金融生活所需的知识、态度和技术。日本在2013年确立了金融知识素养的最低水平,从以下四个方面对金融知识素养提出了最低要求:一是家庭预算治理,二是生活计划,三是熟悉金融知识和财务状况,选择和使用合适的金融产品,四是适当使用外部专业咨询。

金融知识教育也以各种形式实施。学校比较的常见做法是:一是作为必修课或选修课,如印尼出版了高中金融素养教育教科书,简化版在小学和初中实施;拉脱维亚的金融素养教育已纳入中小学课程。二是与其他学科开展融合教育,如将金融素养教育作为佐治亚州公民教育的内容;加拿大将金融素养教育与数学、商业研究和社会研究课程整合。还有丰富多彩的课外、校外推广金融素养教育活动,如加拿大的与孩子们共话金钱日、拉脱维亚的金融素养教育周、俄罗斯的金融素养大赛等。

金融素养教育内容包括金融、金融、保险等多学科内容,是一个多学科领域,活动的开展还需要学校、银行、保险公司、消费者协会、博物馆等部门的配合。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决定了金融素养教育的成长。在这一过程中,学校作为教育的主阵地,是学生发展的重要场所,金融素养教育也呈现出不同的力量。各利益集团相互配合、相互帮助,形成学校、家庭、社会的教育成长合作。

关注弱势群体的金融素养教育

在各国开展金融素养教育时,学生群体是重要的教育工具,主要在学校开展金融素养教育是一种比较公平的方式。学校教育中要特别重视不幸学生的金融素养教育,因为金融素养不仅关系到有很多钱可以投资的人,也关系到每个人。不幸的人将来进入社会时可能会面临更大的经济逆境,他们需要在有限的预算下做出谨慎的决定。经合组织2018金融素养评估报告显示,保加利亚、智利、爱沙尼亚、意大利、美国等多个国家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对相对薄弱学校的学生开展的金融素养教育多于其他学校的学生。除对学生进行金融素养教育外,不同国家将根据本国国情和重点群体差异,对女性、移民、低收入群体、晚年人群、小微企业规划师等不同群体开展金融素养教育。

在自发性的情况下,受地理差异、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因素的影响,教育供给在资源分配上趋于不均衡。偏远、农村和弱势群体往往没有足够的机会获得教育资源。与其他素养教育相比,金融素养教育有其独特的特点,可以直接提高群体的经济思维,增加在未来经济生活中抵御风险的能力。通过在财经素养教育中对弱势群体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干预,可以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使这些群体在有限理性下做出更明智的选择,从而更好地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这也是教育公平的体现。

国际组织和国家都在不断探索金融素养教育的评价方法、内容和应用。例如,经合组织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中增加了金融知识评估。2018年,有20个国家(包括13个经合组织成员国)参加了金融素养评估。其中,澳大利亚、意大利、波兰、俄罗斯、斯洛伐克共和国、西班牙和美国连续参加了三次金融素养考试。日本在2011年和2016年开展了两次全国金融素养评估,并在区域扩散和人口结构的基础上,于2016年对25000名1,879岁老人的金融素养水平进行了大规模抽样观察。

持续开展财务素养评价是关注财务素养教育效果的一种方式,评价效果的运用也通过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直接影响财务素养教育的成长偏差。国际组织和国家金融素养评价表的公布,消除了不完全信息和信息鸿沟,为其他国家开展评估提供了参考,让各国更加了解自己的教育增长水平,使各国相互学习、携手前行。

随着人口结构的调整,未来人们在老龄人口的福利待遇方面可能会面临更多的变化;随着经济和社会中不确定因素的增加,人们需要在规模越来越大、风险越来越大的财务状况下做出决策。金融素养教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融入经济社会生活。目前,我国的金融素养教育还处于初级阶段。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简历,发挥后发优势,更好促进金融素养教育壮大。不断提高个人金融素养水平,也可以为经济社会增长注入更多近乎定性的力量。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中国教育报》2020年09月25日第5版

作者:储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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